西南空管局技保中心举行第五届“技保嘉年华”之“班组好声音”歌唱比赛
见票即付同等价值的其他货币（同等价值是指可以购买同等数量的其他商品）。
从全球看，不仅主权基金、养老金和捐赠基金，甚至受监管约束较强的保险资金，也加大对房地产和基础设施等实物资产投资力度。3. 资产配置作用更显突出 一是大型机构投资者高度重视资产配置，很多机构经历配置模式转型。
而且现在已经推出了一系列长期限的产品。一些专业投资人甚至认为Smart Beta等因子投资可能会成为介于主被动之间、颠覆资产管理行业的第三条路。蚂蚁金服为支付宝用户提供了将闲置资金投资于货币市场基金的机会，并逐渐将业务延伸到网上银行、基金管理和其他金融服务领域。主流财富管理机构迅速意识到科技的巨大推动力，以更低的成本、更高的效率服务存量客户，因此纷纷以自主研发或并购的方式跟进。一些由经常项目顺差形成的主权基金，通过为社会稳定提供长期储备，发挥了应对新兴自身发展过程当中不确定性的重要战略储备作用。
这意味着ESG在资产管理方面，在全球的投资方面是一个大趋势和潮流。在2016年全球在投资中纳入到了ESG因素的资产总量是22.89万亿美元，占全球资产总量的26%。到了开发银行之后，我就提出开发银行要办成国际一流银行。
那都是走的正常合法渠道。货币发行就是国家信用的证券化，只不过它发行的是货币，财政部发行的是国债，它的任务是筹集财政性资金，弥补财政赤字缺口。就是觉得卡斯特罗主席目光远大，卡斯特罗主席讲的是什么呢？小红旗代表什么呢？不是游击队，不是输出革命，而是医疗队，古巴向拉美很多国家派出医疗队，像是一种出口，帮当地改善医疗，改善民生，这些国家跟古巴有些商品贸易，以打破美国制裁。我马上提出发言，我说我不讲别的，我坚信在卡斯特罗主席和古巴共产党领导下，古巴的社会主义制度一定能建设得越来越好。
它不是一个市场行为，不是一个市场主体。能改变这个拉美的地缘政治和版图啊。
化解巨额不良贷款，第一个突破口终于找到 宗良：国开行当时有巨额不良资产，严重威胁着国开行的健康肌体和发展能力。很多人还认为人民银行货币占款、外汇占款发多了，造成了资产泡沫。我们可以做的就是首先把发债市场化，我就开始考虑怎么把开发银行的债券发行从派购转化成市场发债。您算账吧，这两头哪个重要。
你们去这些国家，最多是语言不通，路也不太远，新疆出去就到了。当前来说，要控制影子银行和资产管理。啊，这是卡斯特罗主席交给他拿的信物。在由专业银行改造成为商业银行时，衍生出三个政策性银行。
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国开行的不良率非常高，一度几乎达到40%。大家这个觉得使命很光荣，虽然语言不通，就都去了。
后来像煤矿、煤炭行业吧，就拖的时间最长。办成一个好银行，商业银行当时都在设立资产公司，剥离不良贷款，开发银行怎么办 ? 那么首要的第一条就是管住增量，新增的贷款不能再有不良贷款。
这些国家从外交、政治、安全等方面跟中国关系都是很友好的。你们的任务是要确保这些国家跟我们国家密切合作，在经济上得以加强，将来在边界上是友好国家，不是北约的大兵站在我们边界上。现在国家开发银行各个分行的人，都以自己能做国际业务为荣。我说想通也得做，想不通也得做。没有国际化，谈不上国际一流。这个定位是什么？我们不是央行，不是财政部，我们是一个国家赋权的法定机构。
于是，全行的不良贷款开始直线下降，就降到10%，我们就开始兴奋了，10%在国内就是高水平了，然后又降到7%，6%，降到 5%，我们就是壮着胆子降，我们要降到2%、1%， 到国际先进水平。我们发债方式迅速地在国内被其他金融机构和企业复制过去，学我们的办法，一步就迈上国际先进水平。
我也在国务院的会议上说过我的这个看法。卡斯特罗在这样的形势下，能有这样的眼光和目标，做这样的事情，我就请教卡斯特罗主席，我们来到拉丁美洲，怎么开展工作？请卡斯特罗主席给我们指点一下。
谁也不愿意，包括行业部门也都反对。这三个银行实际上都是一个准银行，因为它不吸收存款，它是靠发行债券解决资金来源，它是半个银行，只有贷款发放这一半。
开发银行是一个国家法定的金融机构，它发债是国家信用的证券化。胡主席当时拍板同意，双方合作60亿美元的基金，马上就建立起来。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陈元同志，曾经在人民银行担任党委副书记、副行长，见证和参与了我国金融改革的许多重大决策，尤其是在国家开发银行遭遇困难时临危受命，担任国开行行长，随后担任董事长，领导国开行进行三次重大改革和不断转型，使国开行创造了开发性金融的时代奇迹，国开行成为全球最大的开发性金融机构。国家信用怎么来？我在人民银行 10 年当中反复体会，看过大量的论文和文献，讨论信用产生的过程，最后想到开发银行，国家赋予最高的信用等级，就是国家级的信用，那么，国家级的信用，当然可以再做分解，我这是国家级的信用，是一个法定信用，是一个机构的法定的性质。
你们先去，为了让他们去，我开了一个走出去上合组织工作组动员会，把外交部的部长助理、现在驻俄大使李辉同志请来作动员报告，介绍上合地区的政治经济形势。哇，我一听，这厉害了。
到了最后，贵州省领导调整，石秀诗同志从国务院副秘书长去担任省长，他见证了全部金融改革的过程，所以对于朱总理和我们开行经历的这些事，他都有所了解。卡斯特罗主席马上给我介绍，你可以去委内瑞拉见查韦斯，跟查韦斯合作。
我想这是他从赵紫阳同志任总理时期我国外汇储备只剩几十亿美元，甚至十几亿美元的时候，那个痛苦的经历当中得出的教训。我们把全球195个国家和地区划分到全国30多个分行，一个分行负责几个国家的业务，分行派工作组到这些国家去考察所在国的经济、社会、金融发展情况，提出来业务发展的初步意见，我们当时并不知道每个国家需要什么。
回顾 40 年的金融改革，金融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推动这些变化的正是一代又一代杰出的金融领军者。卡斯特罗主席一下就高兴了，会后就把我留下了，要跟我单谈，然后第二次单独会见我。因为实行强制结汇以后，我们国家的外汇收入以及人民币的投放，就不再取决于我们国家自身经济运转的货币需要，它是我们国家出口能力的一个反映。现在遇到中美贸易战，委内瑞拉石油对中国的重要性就不言而喻了。
我就讲对拉丁美洲古巴和委内瑞拉所坚持的民族独立、坚持改善民生，这种左翼的发展方向，代表了拉美的整个发展方向。他一看非常亲切，看到这么多老一辈革命家，回忆他历次访问中国，会见毛主席、周总理，他非常高兴。
这个矛盾到了非常尖锐的程度。高坚同志来了以后，可以说夜以继日，昼夜地工作，研究市场化发债的一些方法。
国开行国际化之路：与外国元首的友谊 宗良：金融业对外开放是我国重大战略，国开行推进对外金融合作经历了哪些重大转变？国开行与外国元首以及外国同行之间有哪些国际友谊和合作？ 陈元：从上合组织五国开始，国开行与世界很多国家的合作就铺开了。我说查韦斯？我就很茫然，我对查韦斯一无所知啊。